为什么要杀人?这部神剧能给我们答案吗?!

未知 2019-09-09 18:25

最近有两部影视作品在影迷圈子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,一部是印度电影《一个母亲的复仇》,另一部则是台剧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。

两者不但都是犯罪题材的影视作品,更重要的是,它们都在讲述一个不可避免但很少被提及的话题:罪案发生之后,受害者将如何面对,或者,施害者的家庭将如何自处?

对于这一社会话题,两部作品用影像触碰到的深度却差异巨大。《一个母亲的复仇》试图找寻《摔跤吧!爸爸》、《厕所英雄》这一类女权电影的游丝,但是却终于止步于类型片的夸张煽情;而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,却用10集电视剧的精细逐渐剥开施害者家庭与受害者群体的隐痛,让我们开始反思:我们与恶的距离到底有多远?

在《一个母亲的复仇》中,母爱到底能否跨越血缘关系,继母到底能否修补继女内心才是最终的悬疑点和剧情推动力。

希里黛玉饰演的继母戴维琪,由于强势的个性,和继女艾莉亚难以成为亲密无间的重组母女。尤其是戴维琪还是艾莉亚的生物老师,上课期间的口角嫌隙,蔓延到家庭中,原本师生关系的摩擦,让本就岌岌可危的母女关系雪上加霜。

所以,从故事层面来说,影片后面发生的轮奸案绝不只是对现实社会的控诉,更是修补片中母女关系的契机。然而对于戴维琪来说,她和侦探联手的连番复仇计划,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,她对继女艾莉亚掏心掏肺,可艾莉亚对其熟视无睹,毫无反应。

这种观影过程中的尴尬,并不是继女艾莉亚到底有多冷酷,而是影片只想聚焦复仇的“爽”与“刺激”,丝毫不顾戴维琪到底为何复仇。

不管是对强奸犯使出阉割,还是用苹果籽中的氰化物施毒,亦或者是用调虎离山之计陷害强奸犯,无一不想“致敬”日本犯罪电影《告白》,或者美国黄暴惊悚片《我唾弃你的坟墓》,用各种复仇的手段、虐杀的花样制造简单廉价的宣泄感,如果本片再简单直白一些,和韩国犯罪片《蚯蚓》简直毫无二致。

所以,在影片的最后,当戴维琪犹豫到底要不要射杀最后一名强奸犯时,躲在树后的艾莉亚像是为了走个过场一般,出现在戴维琪面前,目的只有一个:我知道你为所做的一切了,喊你一声妈,你比天还大。

然而女儿遭受身心创伤后内心的复杂变化,与父母之间到底如何破冰融水,再次真诚相对。这些犯罪后,受害者群体最富感染力和层次感的情绪,通通都被压缩到最原始的行为表达:女儿得哭,父亲得怒,母亲得苦,除此之外,就是复仇得爽了。

相比于《一个母亲的复仇》,韩国犯罪片《素媛》却要温暖感人的多。尽管它还是逃不出极端煽情的套路,但是它好歹在用桥段和演技制造密集的泪点。

片中,小女孩素媛在被媒体抢拍时,受到惊吓,人造肛门流出排泄物。当父亲为其擦拭时,却不顾素媛的抵抗和挣扎,最终导致素媛对父亲产生阴影和恐惧。这一细节尤其让人动容。

薛耿求饰演的父亲,本以为擦拭秽物是在帮助素媛减少羞耻感,殊不知其粗鲁强硬的擦拭,其实是在加深素媛的羞耻。更重要的是,从素媛的眼神中,我们看出的是恐惧,这种恐惧来自于此前邪恶的性侵犯。父亲一连串的行为,明显让素媛再次重遭恶梦。

而这种神经上的灼烧感,同样出现在素媛最终敢于面对父亲,让他摘下头套的那一刻。片中,薛耿求那被汗水浸湿后的愧疚面容,在素媛天使般的微笑前,终于释然,受害者群体只有选择相互抚摸伤痕,才能走向重生。

通过犯罪案件被重新塑造的,不单单只有受害者群体,更有施害者的家庭。台剧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之所以在内地剧迷圈子里大火,绝不单单是因为HBO原创制作这个名头。没有深入到台湾社会的一边一隅,让施害者家庭和受害者群体,甚至新闻舆论都卷入其中,绝不可能会诞生出这种年度佳剧。

剧集一开始,便回顾了两年前,震惊全台湾的枪击杀人案件,杀手李晓明在电影院持枪扫射,造成9死21伤的悲剧。这是全剧的焦点事件,也由此串联起四个家庭的冷暖变迁。

李晓明的妹妹李晓文和父母三人,因为他的滔天大罪,被社会所不容,即使改名换姓也难以逃过社会的嫌弃。

被李晓明射杀,导致失去儿子的宋乔安一家,长期处于创伤的阴霾中,家庭险些分崩离析。

李晓文的房东应思悦,由于弟弟患有精神分裂症,不但失去男友,而且还整日提心吊胆,生怕弟弟在外面伤害他人。

而为李晓明辩护的律师王赦,始终坚持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,然而却时常遭受社会键盘侠的敌对,甚至祸及家人。

以这四个人为代表的四个家庭,都因为“李晓明杀人案件”相互牵扯在一起。本剧中的主人公们始终想要寻求一个答案:李晓明为何会突然犯下如此大罪?

如果进一步提问,便是本剧的名字:我们与恶的距离到底有多远?

其实,不管李晓明射杀的是一个人,还是射杀一百个人,之所以在剧中会引起轩然大波,影响到四个家庭,和剧中的一个核心元素——大众舆论分不开关系。

如果是在古代,发生一桩凶杀案,影响的空间顶多是一个村庄或者小镇,波及的时间顶多数个月而已。然而在大众舆论发达的现代社会,凶杀案早就不只是施害者泯灭人性,受害者暴尸街头这么简单。

可是正是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,恰恰导致了犯罪案件不断重演。原因也正如王赦所说的,一遇到罪犯,我们只想着立刻制裁判刑,从来不去寻找这些罪犯行凶的深层原因。当我们不断轻视犯罪案件的预防时,我们永远也逃不了这种看似随机的厄运。

正因为这种对犯罪的重新认识,剧集中的主人公们才会像王赦一样,萌生同理心。也正因为有这种同理心,宋乔安才能重拾家庭,应思悦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朋友和恋人。

然而这种同理心着实难得,剧中最让人难忘之处便是律师王赦的抉择。这样一位有着拜伦般正义梦想的法律使者,却在亲情和家人面前败下阵来。他可以不顾外界的谩骂,也可以不管大众的威胁,但是他不能拿自己挚爱之人做赌注,让他们成为自己法律理想的牺牲品。

是选择民主和法制的理想,还是背叛自己的初心?这个本该黑白分明的问题在此变得模糊,因为选择前者,意味着必须自私,选择后者,反而得到的是顾家好男人的结局。

在王赦逐渐陷入后者的旋涡之中时,只有家庭才能把他重新拉起来。当王赦在妻子面前嚎啕大哭,重回自我时,那种因为亲情而放弃,但又被亲情所重拾的理想,成为全剧最有燃点的段落。

这不禁让我想到了28年前的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,同样是台湾的影视作品,同样是一桩谋杀案,然而一个是发生在剧集开头,一个是发生在电影的最后。

开头的这桩谋杀案让受害者群体蓄足了怒气,让施害者家庭备受打击。然而在相互碰撞之后,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模糊但却不失为光明的解决之道。可是在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的最后,当小四冲着小明连捅七刀后,从开头便蓄足的社会躁动,终于在一个弱者向另一个弱者下手时,站在了恶的身边。

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和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有着某种呼应,前者看似给了我们某种塑料希望。虽然在最后,连编剧都难以回答,李晓明到底为什么会突然杀人,就如同张震饰演的小四,你知道他为什么最终会杀害心爱的小明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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